六月的伏尔加河泛着浑浊的浪花，河东岸的喀山城墙在晨雾中露出斑驳的石灰岩轮廓。城头的双头鹰旗帜被晨风吹得猎猎作响，却掩不住守军眼底的惊恐——半个月前，秋明的急报传来：这座沙皇俄国在乌拉尔以东最大的城市，已在西征明军三轮炮击后失去抵抗意志，打开城门，宣布投降。
“他们的炮车装着铁轮，在草原上跑得比哥萨克快马还快！”逃回的斥候浑身血污，膝盖磕在总督府的橡木地板上，语速快得仿佛有人拿刀抵着他的后背，“每门三号轻炮都缠着红绸，炮身上刻着神秘的东方文字！我们城头上的火绳枪手刚开始装填，明军的燧发枪就响了，密集得像暴雨打在铁皮上！”
总督阿列克谢・斯特罗加诺夫的手指捏紧羊皮地图，秋明的标记已被红笔圈死，墨迹未干。他现在已经清楚的知道，所谓“鞑靼人”其实是明朝麾下的归化骑兵第一军，这些骑兵人人背着万历三式短款马枪，枪托上的青铜兽首徽记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不过，真正让他胆寒的，是探马提到的“三段击”战术——五千火枪手分三列轮射，枪声如滚雷般持续不断。他甚至还知道这支明军的另一项利器，毕竟秋明的木质城堡在三号陆军炮的实心弹轰击下，很快就崩塌了半边。
阿列克谢当然知道，因为他就是在秋明战役之后数日爆发的另一场战役中被击败，然后惶惶然西逃喀山的——那场战役的发生地，托博尔斯克，正是他这位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
喀山被沙俄拿下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五十年左右。这里的行政机构为“喀山宫廷衙门”，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喀山事务府”，被纳入沙皇的“特辖区”，因此本身并无总督管理。
然而，由于此时已经进入留里克王朝绝嗣之后的混乱时期，连莫斯科都是一片混乱，喀山自然更加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之下，阿列克谢·斯特罗加若夫这位西伯利亚总督逃来之后忽然发现，他居然就是喀山地位最高的人，于是鹊巢鸠占，开始借明军的威逼号令起喀山当地的贵族来。
喀山贵族分为两派，一派是俄罗斯贵族，一派是鞑靼贵族。这一局面的出现，需要从沙俄征服喀山汗国之后说起。
沙俄在1552年征服喀山汗国后，实施了分阶段、多层次的治理策略，融合军事高压与政治怀柔，具体措施大致如下：
其一，军事高压与人口置换。沙俄效仿诺夫哥罗德模式，由军队驱逐大量鞑靼原住民，尤其在伏尔加河中游建立军事据点，迁入俄罗斯族移民以巩固控制。例如喀山城周边就形成了俄军驻防区，鞑靼贵族大多被迫向东部草原地带迁徙。
然后，沙俄利用哥萨克武装沿伏尔加河建立巡逻体系，镇压鞑靼人反抗，并将喀山作为后续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年)和西伯利亚汗国(1582年)的跳板。
其二，实施“差异政治”与间接统治。沙俄允许归顺的鞑靼领主保留部分土地和司法权，但需向莫斯科缴纳赋税并提供兵役。例如喀山汗国末代王室成员，就被直接纳入沙俄贵族体系，换取其对地方部族的号召力。
而在文化上，沙俄并未强制推行东正教，允许当地人保留绿色信仰，但限制新建绿寺的规模。鞑靼语也作为地方行政辅助语言，用于税收和司法文书。
其三，经济资源攫取与贸易垄断。沙俄控制伏尔加河航道，喀山成为沙俄垄断伏尔加河皮毛、粮食贸易的核心枢纽，鞑靼商人需向沙俄海关缴纳高额通行税。
而在土地方面，则出现了国有化与农奴制扩张。沙俄通过没收反抗贵族的土地，分封给俄罗斯服役贵族，并引入农奴制开发伏尔加河流域农业资源。
其四，宗教方面进行象征性同化。伊凡四世在莫斯科修建圣巴西尔大教堂(1555年)以纪念征服喀山，强化东正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意识形态存在。而在喀山城内则增建东正教堂，但避免直接摧毁鞑靼人宗教场所，以减少抵抗。
总之，沙俄这种“军事威慑 文化包容 经济剥削”的复合治理模式，使其能以较低成本将喀山转化为东扩的战略支点，并为后续控制多元民族地区提供了范本。
在这些前提之下，阿列克谢西逃之后趁着喀山本地的混乱，居然代替沙皇行使起了当地治权。不过，他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本就是伪德米特里一世的重要支持者，是这位伪帝的金主之一。
当然，如果说得更深一些，斯特罗加诺夫也并非在伪德米特里一世这一根藤上吊死，他们实际上是多方下注——不仅在莫斯科的争斗中“谁赢他们帮谁”，而且对于一些有志于沙皇之位的野心家，只要显露出一定的成功机会，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也不吝相助。
在这样的家族方针之下，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作为沙皇俄国东部的大豪族，成为沙俄东扩的主要推动力，同样也成为东扩之后获益最大的沙俄豪族。
这个家族最初通过索里维切哥茨克的盐矿生意积累财富——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带来稳定收益，这一点无论在东方或者西方，都是一样的。随后，该家族将商业版图扩展至西伯利亚皮毛贸易，利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资源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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