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翟地处许州西北，西、北方向与洛阳、郑州、汝州三州府接壤，山川相连，背靠伏牛山余脉，又有颍水过境，地理气候条件良好，是中原地区的繁荣地带。
而阳翟县，也是许州治下最为富庶的县邑之一，经济上几与道州治所的颍昌相当。在颍水的长期冲刷下，阳翟中南部形成了一大片的冲积平原，地况良好，光照雨水充足，对农牧生产十分友好，而全县耕地面积占辖境超过三成之多，京畿道已经清丈出的耕地，便达70万亩。
但由于人口众多，阳翟县的人均耕地不足十亩，若以丁男计，也只二十余亩。阳翟县的土地，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么多，作为许州下属辖地最广的县治，哪怕只粗略估算，其谷物播种耕地至少超过百万亩。
官府的清丈工作，完成了七成，剩下的土地，毫无疑问，都掌握在那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手中。而随着潘佑深入清查土地的大令降下，作为司衙眼皮子底下的州县，阳翟县自然紧跟着动作起来。
不过，这项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比起那些中下地主，或者身份一般之家，占据着这剩下三成土地的人，没有任何一家平民百姓，不是功臣，就是权贵。
平日里或许不那么显眼，但稍一统计，便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小小的阳翟县，竟然有二十多名侯伯在此置办有土地、庄园，少者数十顷，多者上百顷。
这些人，毫无疑问，身世背景强大，上述两三代，都有拿得出手的功劳成绩，为大汉负过伤、流过血。
其中拥有最多土地，便是马邑侯党进，他家在阳翟，虽然未经准确测量，但据传他家在阳翟便有近三百顷土地，就是阳翟县第一大地主。
和许多勋贵一样，党进家族也在全国各地置办土地，而大部分人，除了家乡之外，是扎推地往中原地区聚集。
党家最初在阳翟只有一千多亩地，而其中仅有少部分是属于朝廷赏赐，剩下的，或购买、或开荒，当然也避免不了一些灰色手段，三十多年下来，土地数量翻了30倍。
这么多的土地，自然要擅加经营，最大的难处，就是耕作劳力。不过，这一点，对党家而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从家乡召集乡亲，又有不少旧部、扈从，再加上一些失地的农民主动依附，实在忙不过来，还可以雇佣长短工帮忙，甚至于，党家还从安南、日本、朝鲜、南洋各地购买了上百名农奴，用来劳作生产。
关于购买农奴这一点，严格得来说，是有些违规的，对于境外人口的输入，朝廷始终是没有放开的，甚至有所限制。只是为了耕作朝廷直接辖有的大量官田、职权，而采取用海外农奴的办法，但也下过专门的禁令，海外农奴，只允许在官营的土地、矿山中使用。
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要有利可图，自然是想方设法地要突破束缚。用海外农奴，成本实在低廉，基本只需给一口饭吃就够了，而用大汉百姓，且不提雇佣成本，在当前大汉的政治环境下，不敢过于剥削也是关键。
一般人，当然是用不到农奴的，但对党进这样有地位、有渠道的人而言，买个几百名农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至于违规的问题，又不是他党家一家，正常情况下，只要不出大问题，朝廷也不会揪着不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汉这些年，也着实输入了不少海外人口，基本都是壮劳力以及年轻女人，这些人分布于官府及权贵们经营的土地矿山里，拿着最微薄、最不人道的待遇，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计。在大汉的土地、矿山、道路、桥梁下，也埋葬着数不清的尸骨。
在阳光下的阴影处，在大汉这样繁荣昌盛的文明世界，人口买卖却在大行其道，说来也有些讽刺。其中，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是朝鲜人与日本人，勤快、卖力、服从，比起那些不开化的南蛮子，要好使得多。而由汉朝、汉日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对于境内的两国劳力，名义上都是“雇佣”性质，真正毫无地位，完全被当作奴隶使用的，还得是那些南洋土著。
对于这些情况，刘皇帝当然不会毫无察觉，但并没有上纲上线，在与海外的频繁交流中，这道口子已经打开了，想收却是没那么容易的，只能从政策层面，做一点微不足道的限制。
另一方面，刘皇帝则存在一种朴素的想法，与其让这些拼命地压榨剥削大汉百姓，干出些天怒人怨的事来，不如将他们剥削的欲望转嫁给诸国异邦，这也是刘皇帝推动海外拓殖的内在动力之一。
如此，近三百顷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生产，甚至游刃有余，每年都为党家提供大量的钱粮，供给其贵族生活。而其中，人身依附这一点，体现得格外明显，而阳翟也成为了党家重点经营的地盘。
而党进在卸下军职归养之后，也没有选择回故乡马邑，就把阳翟当作养老的地方，马邑哪里能和中原繁庶之地相比。
当初，因为横行不法，被潘佑树立典型，借人头立威处置的那名党家从侄，就是负责经营党家土地的主要管理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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