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干革命，又推动宪政，陈文强左右逢源，干得是风生水起。
因为他始终相信，由于最终目标的相同，立宪派人士和革命党人终究能够在政治上达成谅解。起码在他看来，复兴会与立宪派是完全能够联合，完全能够共建国家的。
革命领袖已经打造出来，宋复华正在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吸引着更多的革命者，指导着革命的方向；立宪派的风向标也正在形成，凭陈文强的实力、名望，舍他其谁？
“宪政有何难哉？一曰保障公民之基本权利、自由；二曰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之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
专访，还是专访，一定还是要专访。一定要通过专访的形式，让广大的国人和世界人民都知道，有一位中国的改革家陈文强，他不仅有着辉煌的个人经历，还有着先进的宪政理念，更有着强大的自信，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得热泪盈眶，哦，不，应该是热血沸腾，或者是……
管他呢！反正陈文强此时正襟危坐，正在接受香港《中国邮报》首席记者端纳的专访。
无论是从政治学或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与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醒目。
一九零三年，端纳采访了两广总督岑春煊，并成为了他的洋顾问，从一个新闻记者开始参与到了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此时正是满清后期，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保皇派、维新派、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派别都希望走到权力的中心，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究竟谁才是这座古老国度的未来？
所有这一切都在端纳的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五年前他的朋友沃森对他说，中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但需要人去唤醒，这股力量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端纳投身于中国政治，信念和动机很简单：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将希望寄托在当时被认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身上。他希望通过这些政治人物，将自己了解的西方民主，推及到中国。然而，他最后是深深地失望了。他拯救中国的宏图和构想没有在他所倚重的政治家的身上得以实现。他的美好愿望像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粉碎。
但现在，端纳还没有这种经历和失落，他同情着中国民主主义者，赞赏着中国的革命者，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而就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对西方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重大举措来影响中国社会。
虽然端纳很希望早日拯救中国，但陈文强的大话却让他很有顾虑，觉得对宪政的推进和实施，陈文强是过于乐观了。
“陈先生，宪政固然可以简而化之，但实施起来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便说英国，从大宪章到真正的宪政，可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从目前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民主习惯和意识等方面来看，要实现宪政，似乎并不象你说的那样容易。”
端纳虽对中国一往情深，但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菜他从不问津，只吃西餐。在中国他始终雇着个西厨，伴随他走南闯北。而且，他从不学中文，顽固地用英语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国人打交道。
陈文强完全听得懂端纳的英语，但他还是找了个临时翻译——阿萱。尽管阿萱翻译得有些慢，甚至有些谬误，但陈文强宁愿重说，宁愿不断地给阿萱更正。
“是的，你的担心很有道理。要考虑到西方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如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等问题，强行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确实不可行。但推行宪政并不意味着各个方面、各项条件都完全具备，而是可以循序渐进，边实施边进行宪政启蒙，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陈文强伸出一根手指，强调道：“这第一步便是制定宪法并颁布天下，不完善没关系，各国宪法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增有改，不断调整的吗！”
“当然，宪法并不代表宪政，有了宪法，并不表明就必然会有制度化、具体化的宪法体制。并不排除一个国家的宪法答应给人民权利，却无法在现实中去寻找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开端，以法治国——以真正的法律意识治理国家的逻辑力量是不可逆转的。”
端纳仔细品味，冠冕堂皇，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这些都是在书中能够找到的，尽管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是新鲜和独创。
“制定并颁布宪法，陈先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对吧？”端纳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停顿了一下，继续问道：“从目前看，大清国的官僚和民众从本质上似乎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便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您对此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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