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还是氏族社会，施行的还是撂荒耕作制、刀耕火种，农具也是以石器为主。
夏、商、西周，随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青铜农具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出现更是昭显了农业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所谓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想要国力强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百姓。想要养活更多的百姓，就必须要有更多的粮食。粮食出自农田，农田要么数量足够多，要么产量足够大，否则，兴国强兵就无从谈起。
平原相比较山地要好开垦的多，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文明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魏国、秦国这样的国家率先崛起。即使是赵国、楚国这些多山地的国家，崛起的时候也是靠着治下的广阔平原，于赵国而言是邯郸、巨鹿之地，于楚国而言是淮泗之地。
韩王深知技术是重要性，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韩国就不能生产出投石机、汉弩这样的利器，也不可能在五国伐韩的时候，轻而易举地熬到反击的时刻。奖励农耕，大幅度提高工匠的待遇，将商人置身于农夫、工匠、士子平等的地位，这些政策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已经深入人心。
早些年，南阳郡召集当地的工匠，研制出直辕犁，大大提高了在平原的耕种效率。那一年，南阳郡郡守考核为优，秩提拔到两千石，升为大司农。不少工匠获得爵位，羡煞旁人。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汉朝才出现直辕犁。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永远不容小觑，有些技术的进步需要日积月累，有些技术的进步则欠缺一个好的引导。一个优越的奖励制度足以让无数工匠、百姓动心，成为贵族，获得爵位，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成为近在咫尺的，直辕犁的出现提早了百年，也就不足为奇。
没有人想到，凉州刺史魏辙在组织百姓修建好郑国渠后，献上了又一份厚礼，那就是曲辕犁。直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用在北方的平原地区尚可。但如果用在南方的湿潮土地就有些不够用了。
从直辕犁到曲辕犁，看似只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但技术的进步往往就在这几处微小的细节。这样改动之后，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牲畜。即使的南方山地中小块小块、零零碎碎的平地，也可以用曲辕犁耕作。
韩国方才拿下荆州，荆州下辖的南郡、洞庭郡多平原，人口密集尚好些，九江郡、巫郡、苍梧郡、黔中郡可真正称得上是地广人稀，限制这四郡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土地贫瘠，难以开垦，实在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有了曲辕犁，韩国就能大力开发荆州，将荆州在二十年内变成鱼米之乡，并非是幻想。当然，想要荆州真正成为媲美司隶州、徐州、青州、冀州、凉州、豫州这样的存在，需要的可不是一代人的努力。但曲辕犁总归是让韩国看到了希望。
在演示了曲辕犁的方便之后，即使最苛刻的御史大夫范睢也不得不承认，单单是曲辕犁一项就胜过了郑国渠的意义。
郑国渠不过是让扶风郡成为了富饶之地，于整个关中而言其实是锦上添花。但曲辕犁却能让九江郡、巫郡、苍梧郡、黔中郡四郡之地成为鱼米之乡。论地域，六个扶风郡才能比得上九江、巫郡、苍梧、黔中。想想看吧，如果荆州可以开发起来，完全可以养活八十多万户百姓。更别提韩国还有很大的可能灭掉楚国。在淮水以南，有足够的土地让曲辕犁大展身手。
与曲辕犁相比，无论是青州献上的《齐民要术》（一本综合性农学著作，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作者是北魏的贾思勰，在这里比较狭隘，仅仅记载齐地百姓对耕种农作物的各种体会），还是益州关于一年两熟稻谷的耕种心得都显得失去了颜色。
凉州献上如此一份厚礼，韩王自然是欣喜异常。凭借郑国渠的修建完成和曲辕犁的发明，凉州刺史魏辙也成为公元前二六一年功勋最为卓著的州郡长官。
按照新法两年一小考、四年一大核的制度，在凉州执政四年就令关中政通人和、百姓归心的魏辙已经达到了升迁的条件。无论是提高俸禄，提高爵位，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提高到什么职位，群臣也多半有了猜想。按照韩王能者多劳的行事，魏辙多半会成为荆州刺史。首先，荆州是韩国新占据的土地，形势复杂，民风彪悍的程度不下凉州。将凉州很快稳定下来的魏辙已经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处理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其次，曲辕犁是魏辙指挥工匠们发明的，以荆州为试点，大力推广曲辕犁，魏辙也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如果魏辙可以是数年之内令荆州样貌焕然一新，想必下一步就能晋升到九卿的高位。
当然，也不排除韩王将魏辙平调到司隶州当刺史，原司隶州刺史韩英则前往凉州赴任的可能。毕竟，魏辙尚未有在都城周遭执政的经验，在司隶州镀镀金然后成为九卿，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因为管辖着都城，司隶州刺史明显比其他八州的刺史高出半级，也是最容易提拔的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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